娜佳一次又一次地对张报说,通观这两周毛泽东同斯大林和联共领导人的函电往来

By admin in 产业板块 on 2020年3月22日

一 中国论文网
世间的事物虽是风月,却不会了然无痕,它深深地刻在时光的深处。上世纪80年代初,恩师张元生教授告诉我,“你的老乡张报是一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你可以去采访他。”于是,在北京我遇到张报,一位富于传奇的老人。
那天进门只见他独坐在书房里的一张藤椅上,聚精会神地看书。老人听觉十分灵敏,听到脚步声,他蓦地起身相迎。他身材颀长,鬓发斑白,面容清癯,目光炯炯,显得文质彬彬。我很难把眼前的形象与苦难这个词汇联系在一起。
听说我在北京上学,他不停询问老家的信息。他赤忱爽利,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他学识渊博,译笔严谨,在国内翻译界有口皆碑。虽已年届耄耋,才离休。之前,他忙于参与中央与国家级重要会议所有文件的中译俄文本的审定稿,负责国内重大事件中央发表重要文献俄译文本审定工作。
我说,“听说您老人家吃了很多苦,应该好好颐养天年了。”他说,“我从中国僻远山村走出,如今已白发苍苍,一辈子走过这么多路,经历许多生与死,尚能做一些事很知足。经历苦难的人,尤其有历史创伤的人,生命的过去是与血泪融在一起的,应该懂得淡看一切。”
其实,那天触动我心灵的,我一直都没有忘记。
1963年秋天,北京阴雨不绝。之前
“联合舰队”和炮击金门等一系列事件,使中苏两党领导人分歧日深,争论公开化,导致两党关系日趋紧张。赫鲁晓夫恼羞成怒,愤而斩断两国友谊关系。这一年,中苏两党分裂终于公开。按理说,人类这个有灵魂的生物,应该互相理解和尊重。然而,自古以来,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国家、民族、阶级,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不断争斗,国与国交恶,势必将整个国家的经济、文化,乃至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席卷其中。
这种紧张关系,也卷入了张报28年的国际家庭。在个人生活轨迹与政治轨迹发生偏离的状况下,所有苏联专家必须无条件从中国撤出。张报的爱妻娜佳就在撤出名单之中。尽管他们申诉种种理由,迫于“立场”“爱国”以及国家的压力,均无奏效。
“悲伤逐一充满我们,想起过去我们一同走过的路,我们就愈发伤心。”张报说。
折腾了一年多。一天,张报不敢直视着妻子,言语中透着难以名状的决绝,无奈地作出决定。
“娜佳顿时面色苍白,我飞快地望了她一眼。只见她扭过头把一盘饺子慌乱地倒进还未开锅的水里。我走过去,如此零乱的脚步,我抱紧她,让她明白,我有多么爱她。”
娜佳问,为什么两国关系坏成了这个样子?这个问题对于张报,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简直是一个谜。然后,他们只能抱头痛哭。
苏联驻华使馆为娜佳办好回国手续。在没有月光的晚上,娜佳和幼小的孩子登上了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列车。
汽笛一声轰鸣,颠覆原野巨大的平静,撕裂这个曾经令人羡慕不已的恩爱家庭,却又像避开了一场政治瘟疫。
这个夜晚,“我撑着伞走在风雨中,感到特别冷。”
情到深处人孤独。从此,每每凝眸,梦里梦外,张报只能在心里默默念着娜佳的名字,爱只能是长夜的一盏孤灯。娜佳,一定要勇敢,一定好好地活下去。
“我不停地唱着:‘啊茂密的山楂树呀,白花满树开放,啊你山楂树呀,为何要悲伤……’这样一唱,就能呼出我的泪水。每个夜晚,蜷缩着,吞噬我。”一切的爱与愁付与了一片渺渺时空。
因为悲伤,张报把与妻子28年的爱写成1500行长诗――《别了》,在诗歌的末尾,他悲愤地呐喊,狠狠地撞向无边的苍穹,泪水沿着故事轨迹下滑。
别了, 如果是永远的话, 那就永远的别了!
他的挚友萧三读后说,“长诗描绘了一个时代在诗人心中刻下的爱的痛苦历程。”
二 娜佳不是张报爱的第一个女人。
张报原名莫国史,1903年出生于广西南部的扶绥县。
“乡人豪爽,热情,吃苦耐劳,以懒惰为耻。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下,我早早地就学会帮着父母做农活。并非我特别勤快,是因为每家每户的孩子都正在帮大人忙碌着。那时候,大一点的孩子和父母一起插秧、割稻。隔着一条田埂,大人扯着嗓子拉家常,互相调侃、斗嘴取乐。有时候,我走在田埂上,和哪位叔叔、伯伯狭路相逢,他们总会逗上我几句。时间长了,我也常常能想一些问题逗得别人捧腹大笑了。”
好学善悟的莫国史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进入中学后,莫国史成了勤于学业,思想活跃的学生,他的作文多次被老师当范文在班上朗读,让他在文学上受到一种无形的激励。1918年,15岁的他参加全省会考,竟榜上有名,考上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是广西重点学府,培养的学生不少人后来都有成就。
在南宁上学期间,莫国史每逢星期天或休假,都会到家在南宁的表叔家打打牙祭,开开斋。表叔的女儿如一品甜软的南方小吃,为人热情。日来日往,莫国史与表妹卿浓我浓,一腔衷情,便使一对青年情往深处。
然而,表叔对于女儿的婚嫁早有安排,父母之命令莫国史倾情的表妹远嫁他乡,他再也看不见表妹的欢颜。心爱的人离去,给他的初恋当头一棒,令他无比痛恨封建的包办婚姻。
而此时,莫国史并不知道自己正是另一桩包办婚姻的主角。父母通过媒人给莫国史订了一门亲事,对方是一位比他小两岁的壮族姑娘十三妹,女方家景比莫家富裕得多。
五四运动波及南宁,莫国史意识到民众反封建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力量。他毫不犹豫投身这场运动,成为当地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认为历朝历代的读书人,待在家乡多只能修身齐家,只有走出去才能治国平天下。他发愤离开家乡,施展才华和抱负。1920年夏天,莫国史以广西第一名遥遥领先于他人的高分,考上北京清华学堂在全广西唯一官费留学美国的预备生。顿时,在广西引起了一阵轰动。
他要回乡下筹集进京上学及赴美留学的盘缠。莫家是殷实人家,父母省吃俭用,只希望把钱用于儿子上学。他们只想儿子师范学校毕业,就可以回家乡任教,成家立业,传宗接代。万万没想到儿子却应考即中,不仅远赴京城,还出海留洋,教他们如何从困窘中筹措一笔巨大的开支?当莫国史得知家里为他包办了婚姻,死活不干,向父母郑重要求退掉与十三妹的婚事。而此时的乡亲眼里只关乎他们的家族或村庄,莫国史的行为显然打破了父母的希望,遭到家人极力反对。
莫父认为,儿子可以不去北京,不去美国,而退婚之事,万万使不得,绝不能做对不起亲家之事。然而,十三妹得知未来的丈夫能上北京就读,还可以留学美国,心里十分高兴。善良的姑娘鼓动家人为莫家分忧,从家中生意的收益中拿出银子,成全莫国史未知归期的远行。
看到十三妹毫无顾忌的热心支助,莫国史心软了。他不再坚持退亲。他想自己还年轻,待毕业后有了收入,把债务还清他们再提这事。
三 莫国史万万没想到,赴美留学梦并不顺利。
其时,北京的学潮风起云涌,反封建运动方兴未艾。思想的自由,深邃的洞察以及敢言的个性使莫国史不甘寂寞,他号召同学们反对校方压制学生自由的专制管理,他发动罢课罢考,得到冀朝鼎、梅汝�H等同学的签名响应。清华学堂是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创办专门培养中国留美预备生的学校。这一事件令校长大为光火,扬言开除莫国史学籍。可是,冲动之下,莫国史不等学校的决定就决然离开,他失去了清华官费留美的资格。
一个人的生命,总有独属的风向标。他发誓,通过自己的努力,总会实现赴美留学的愿望。开放意识使莫国史下决心专注读书,他给父母和十三妹家里写信,断掉那桩包办婚事。他说,这封信是决绝书,表明自己的坚决态度。
莫国史转读北平国民大学。他凭着娴熟的英语阅读能力,浏览清代外交史。他发现国弱无外交的现状,导致了中国许多失败与灾难。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莫震旦”,立志从事国家外交事业,做出一番大事。他了解到,彼时世界的外交条约有一个文本必须以法文写成,一旦对文本发生异议时,通常以法文文本为准。东西方文化强然冲撞,中学与西学交替融合,守旧与维新相继裂变,使他慢慢成熟的心灵看清西化的潮流无法抗拒。于是,他离开国民大学,前往上海国立工商学院,专攻法语。
一年后,莫震旦被南开大学创办者张伯苓的教育理念吸引,求知求新的他又做一次人生抉择。这个抉择又一次证明他的能力,他如愿考上了南开大学。
在南开图书馆,他获得极大的阅读量。一个名词吸引他的眼球――门罗主义。他参阅大量资料,凭着骨子里一股劲道,写成洋洋万言论文《门罗主义的探讨》,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五四运动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许多活跃的思想家都在这份引领时代新思潮的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而作为一个在校青年学生的莫震旦跻身其间,立马引起思想界的热切关注。张伯苓给莫震旦评价很高,认为他是自己教育救国论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可塑之材。
人的一生会遇上许多人,多数擦肩而过,遇上对的人的概率是微乎其微。莫震旦遇上了张伯苓,当属对的事儿。在南开读两年之后,张伯苓推荐莫震旦回北京,就读国立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以便他早点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
1926年夏,张报研究生毕业。经任教的美籍教授弗里曼亲笔给美国田纳西州皮波迪大学写信,莫震旦终于圆了赴美留学的梦。
圆这个梦,他用了整整6年,6年洗练了莫震旦柔韧为底的意志。我想,彼时的教育可以给予学子们“任性”,给每一个学子的成长带来许多奋斗的空间,“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之风延益了许多学人志士。难怪有人说,那个时期是中国出思想大师的黄金时代。

1926年秋天,莫震旦开始踏上赴美的路途,抵达美国西岸西雅图。他急着前往芝加哥,那里有他在清华学堂时的同学冀朝鼎、梅汝�H等。他们正在等着莫震旦介绍国内北伐战争的情况。与其同时,他听到这些海外赤子热烈讨论的,竟是与他苦心追求的教育救国论不同,他们在号召革命救国,让他心灵震撼。他被他们的爱国救国精神感染,积极投身他们的活动。他的表现受到美国共产党中国局的关注,并很快被吸收加入美国共产党。他的公开身份是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研究生,兼任校刊编辑。
至此,未满25岁的莫震旦从一个教育救国的思想者成了一名职业革命家。由于工作出色,他被派任美共纽约市委中国局书记兼纽约市反帝大同盟常委。不久,美共中央中国局第一任书记施�旮八樟�学习,接任者李道煊又被叛徒出卖被捕,莫震旦临危受命,出任美共中央中国局第三任书记。我们可以想象,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莫震旦的党友们从事秘密工作,舍生忘死。
但他们的情感生活并不枯燥,却也这般浪漫。莫震旦生命的天空现出了美丽的花朵,那朵美丽的花儿,是一头金发的美国姑娘杰丝。杰丝是莫震旦在纽约工人夜校宣讲革命时认识的学生。莫震旦熟练的英语和不凡的风度折服了美国姑娘。多情的杰丝主动邀约莫震旦与其同居。在这一场异国浪漫的情爱中,双方的精神无比放松与享受。可惜,由于杰丝前男友的妒恨使杰丝与莫震旦的情感陷入纠缠不清,莫震旦觉得麻烦不迭而放弃。
然而,他没有想到很快又遇到可心的人了。
一天,莫震旦前往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参加美共组织的工会成立大会。他在会上的演讲,引起了当地警察的注意,离开会场后即遭到跟踪。凭着自己的直觉,他要甩掉“包袱”,加快步伐走到街道拐弯时,一位姑娘从小巷迎面走来,拽着他的手,窜入了一户人家。
姑娘叫玛丽,是俄裔美国人,刚才也在会上。听到莫震旦演讲,玛丽为这位中国青年的一举一动所吸引。一散会,细心的她发现莫震旦已被盯梢,立刻抄小道在前面路口等候莫震旦,帮他摆脱麻烦。也许,那就是爱,没有人可以测量出当时爱的力量,是那么有魅力!
拥有一头金黄秀发、一张温润香唇和一对迷人眼睛的玛丽,令莫震旦仿佛在暴风骤雨中得到庇护。从此,玛丽追随莫震旦,从俄亥俄州来到纽约,加入美洲反帝大同盟。这对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男女闪电般在一起,举办了正式婚礼。尽管社会生活动荡不安,相知相爱是一种幸福,能够生活在一起,玛丽很满足。
1930年以后,世界性经济危机对美国的严重影响,以及胡佛法案的出台,美国共产党处境日渐艰难。此间,莫震旦两次被捕,经多方营救后出狱。然而,莫震旦激情不减,成了知名的“危险分子”,他的活动引起民国党政府驻纽约领事馆的注意,他们与美方决定以非法居留的名义将他拘捕并引渡回国。美共认为莫震旦已经暴露,不宜留美工作,派遣他秘密前往苏联参加共产国际工作。
早期的共产党人有着崇高的追求和抱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无不冒着风险向自己奋斗的目标前进。他们对于苏联,倾听着那里美好的宣传,把理想投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中。这是一种追求,莫震旦也憧憬着,他孤身一人前往苏联。因为他还不了解当时苏联的状况,加上玛丽的父母早已定居美国。

在莫斯科,莫震旦见到了王明、康生、李立三、吴玉章、陈潭秋等。美共代表团请示共产国际,把莫震旦的组织关系转给中共代表团。中共代表团要求莫震旦不能使用原来的名字。莫震旦认为自己喜爱办报工作,担任过报纸的主编,遂更名为“张报”。从此,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终身。
初来乍到的张报,进入一种新的生活,然而这种新的生活与自己想象决然不同。新生活是党内残酷的斗争,斗争对象是已被撤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的李立三。尽管李立三作了诚恳检查和自我批判,王明、康生等人以痛打“落水狗”的气势,对李立三进行无情打击和残酷迫害。张报对王明、康生等人的卑劣行为看不惯,他深深同情着受难中的李立三。
他与诗人萧三成了无所不谈的好朋友。萧三带领他参加莫斯科的许多文学活动,他拜访高尔基,用英语和汉语背诵高尔基的《海燕》,高尔基无比兴奋。在高尔基的别墅里,他们谈论关于文学、创作、社会……这些经历让他有了那般以往岁月的奇光异彩。
然而,热闹之后回到宿舍,张报仿佛听到了玛丽的呼唤。他是玛丽的生命和情感的一部分,可是莫斯科与纽约相隔万里。孤独是一种感伤,玛丽感到无爱是孤独,有爱又是煎熬。1933年夏天,玛丽忍不住离别的煎熬,不远万里来到莫斯科。
这是一段甜蜜的时光。傍晚,他俩一同来到开满雏菊、虞美人与勿忘我的原野间漫步;晚间,他们一起到剧场看歌剧,欣赏芭蕾。张报在钢琴旁一遍又一遍地听玛丽弹琴歌唱,听她充满深情的歌声,体验着爱情的幸福。
男人的赏识给了女人心理极大满足。张报让玛丽全盘释放母性妻性,这是一种燃烧得以涅��的幸福。半年后,玛丽怀孕了。为了不影响张报的工作,玛丽告别丈夫,回到了美国。不久,玛丽生下了女儿,一个中美混血女儿。张报兴奋不已,为女儿取名“维多利亚”,他多么想看一眼自己的女儿,听女儿的声音,可惜,那时没有通话的条件。
再晴朗的天空也会风雨来临,再美的花也会凋谢,再好的梦也会破灭。1933年底,王明主导清党运动,张报与李立三交集过甚的友谊,逃脱不了被清洗的厄运。张报被开除党籍,发配到乌克兰哈尔科夫拖拉机厂监督劳动改造。政治斗争总是夹带着无数的苦难,生存与死亡、正义与邪恶、崇高与荒诞。倔强的性格,使张报以怒目对视那些批斗者,他不愿意写检讨书。但运动不断延长,极左的力量是强大的,而不断地升级。当那些善于整人的人以组织的名义出现时,任何抵抗都是那么的乏力。没完没了的折磨,人会走到无助的境地。张报的情绪便变得十分低落。个人精神的焦虑,加上距离和误解,令他心烦气躁。张报与玛丽的通信越来越少,导致他与玛丽的关系逐渐淡远与冷漠,慢慢地,他与玛丽的婚姻亮起了红灯。这是没有办法的,也是两个人的宿命。上帝造就了他们,也让他们远隔千山万水,难于贴合。

1935年,共产国际中国局要办一份英文版的《救国报》。因为张报拥有娴熟的英语水平和办报的经验,他被召回莫斯科。
张报是一向敢于直面自己的情感与欲望的人。此时,他又遇到一位苏联姑娘。
“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在当时的苏联,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我说得对吗?我开始追求娜佳,我观察她的言行举止,她的一颦一笑,我对她一见倾心。”张报对我说。
娜佳・鲁登科是位苏联姑娘,英文编辑。“我们在一起工作,从我的座位注视着娜佳,能清楚地看到她的每一个表情、动作。充满灵光的眼睛,始终微翘的嘴角,穿梭自如的双手,节奏利落的双脚,甚至微微颤动的腰身,看着看着,仿佛她已浓缩成永远的年轻与新鲜,从未走远。”
他被娜佳的轻柔打动了。单调的打字机黑白键前,她送给他的是家乡的春水,是四月的熏风,是高天的云雀。藏在柔情里的力量,像她的眼神一样。
一天,他看见她在书桌前阅读,他立刻把照相机打开,调好镜头。不过他想还是征得娜佳的同意。趁她目光离开书页转向他的一瞬,向她微微一笑:可以吗?姑娘微微一笑。他以为她同意了,可她恰恰摆了摆手。
他大为沮丧。只有把头扭向窗外,看雪的风景。可他眼睛的余光仍不时地注意着这位姑娘,她一直那么专注,又是翻动书页时还略略沉思。
她读的是普希金?茨维塔耶娃?还是阿赫玛托娃?他胡乱地猜着。“她的气质,她真的很漂亮,我那么喜欢她。”
终于,张报看清了娜佳读的是一本英语的读物。原来,娜佳虽然读大学的专业是英语,毕竟缺乏语境训练,应用起来仍有一些难题。于是,张报主动出击,与娜佳的相遇,便有了一段精神的结合。张报的才华为自己增色不少。娜佳在编辑中所遇到的难题,即可获得轻松解决的愉悦。娜佳在不断地向张报的请教中加注了对张报的爱慕。
“一个飘雨的夜晚,在我房间,我们在一起了。”我仿佛看到彼时的张报已经是一个对万物有成熟思想认识的青年,他的目光散发着自我和智慧的味道。他渴望着爱与温暖,热恋着光明与希望。富有才情的张报也深得女人缘。而俄罗斯女人也爱嫁中国人,中国男人不酗酒,打老婆的少,娜佳不在乎别人的眼色,一生只演自己。
不久,娜佳生下儿子,取名华列里。
张报全力投入《救国报》的编辑工作,多次向组织提出恢复党籍的请求,却石沉大海。
1937年至1939年,斯大林主导的大镇压如火如荼,把整个苏联推入黑暗的“大清洗时期”。大量的苏联着名人士和外国人被逮捕入狱。在这种氛围下,凡不满者,均视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凡反对者,给他一顶“托洛茨基分子”,托洛茨基就等同反革命。1938年初的一天,苏联内务部特工突然闯入张报家中,将他带走并投入了监狱。罪名是“加入托洛茨基反革命组织”。
显然是政治迫害。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那些出手凶狠的人往往就是与“反革命”斗争“坚决”的“革命者”。对于“阶级敌人”奉行“己所不欲,必施于人”,这种党化史学的影响极其深远。张报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遣送至苏联东北地区的一个劳改营服刑。
“那个劳改营,沿河设置五座木结构营房,安置一千名托派分子。多人死于饥饿、严寒、伤寒,尸体无法全部掩埋,只好冻成一垛,等到春天冰化,再投入河中,令人毛骨悚然。”
那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年代。很少人会怀疑斯大林的“英明”。经过群众批判的“犯罪分子”,个个都得低头认罪,以为经过劳动改造就可以洗刷罪过。殊不知,这些残酷的劳动改造折磨和毁灭了多少无辜者的生命,葬送了多少知识人的青春才华。张报深感悲愤与无奈,但更深的恐惧逼迫他缄默不语,这种恐惧渗透他每一个细胞,只好每天机械地劳动、进食、就寝。
张报算是幸运的,因为他有娜佳。当丈夫突然变成“人民公敌”而被捕时,娜佳作为苏维埃公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道德真空中,情感还有多大能耐?生存的策略是什么?沉默,谎言,友谊,背叛,抑或塑造数百万人生的道义上的妥协和迁就?娜佳知道,张报爱她,只有自己能让丈夫还有希望。像娜佳一样,数以百万计的俄罗斯公民,因亲属受到镇压而生活在极度的恐惧之中,他们既感受着苏维埃制度的不公和异化,又必须设法从中找到安身立命的定位。
张报说,斯大林统治的恶果之一,就是造就一个沉默而顺从的民族。娜佳学会忍耐,把爱放在心里。娜佳一次又一次地对张报说:“只要有点耐心,只要有点时间,只要慢慢地等待……转过身来看到的坎坷就是平坦。”她言说令人发指的生命过程,让我感到凄美动人的爱和彻及肺腑的痛!
就这样,张报在希望与痛苦的煎熬中销蚀生命,整整八年多。1946年底,张报刑满释放。
“是该回中国了。”他不情愿呆在苏联了,受到这样的政治迫害,他不甘心。他寻找苏联当局解决自己的冤案,他要带着心爱的妻子娜佳和孩子回到自己的祖国。而彼时,中国正在发生内战,他不愿意到中华民国俄使馆请求帮助,只好留在苏联,与娜佳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
1949年10月,中国驻苏大使馆正式办公。张报给使馆反映自己的情况。可是,新中国初始,中苏关系甚密,苏共操控的冤假错案,有关部门无暇也不愿料理。张报心急如焚。
“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毛泽东即将访问苏联的消息,立刻跑到邮局,斗胆给毛泽东发电报,申诉求助。未想到,电报落到贝利亚领导的苏联秘密警察手中。1950年夏天,他们又判处我有罪,押往新的流放地。”
厄运让人感到古人所说的人生无常,咀嚼不尽其中的苦涩。张报陷入悲伤的深淖,像一只可怜的受困羁鸟。
青年时一腔热血,为寻救国思想,弃国离乡,颠沛流离,却总在不断地接受苦难,背负凌辱。尽管如此,他说,“我不能被整垮。”
1953年初,斯大林病死。6月26日,苏联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被捕。1953年7月10日,苏联《真理报》发表公告,称“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听取并讨论了马林科夫代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所作关于贝利亚反党叛国罪行的报告,这些罪行旨在为了国际资本的利益颠覆苏维埃国家,其表现是阴谋把内务部凌驾于政府和苏联共产党之上,并决定把贝利亚开除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开除他的党籍。”12月23日贝利亚被枪决。斯大林严重违反列宁的遗训,滥用权力,导致1936年开始的肃反运动中,贝利亚领导的苏联内务部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迫害无数的受害者,张报是其中之一。
张报的申诉有了进展。1955年10月6日,莫斯科军事法庭重新审查,判决“苏联内务部1940年8月和1950年6月的两次对张报的判决作废。”苏联总检察院报请苏联国务院决定,指示张报于1938年被捕前的工作单位苏联外文出版社恢复他的工作。
张报终于回到了莫斯科,真正回到了妻子身边,此时,华里列已成长为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一次次磨难,十八年的劳役,妻子娜佳从不自怨自艾,始终娴静贤淑,张报无比感动,他决定和妻子一道回国。
1955年底,张报领到由苏联内务部颁发的出境签证,登上了回国的列车。23岁出国寻找救国道路的张报,此时已经53岁,30年的漂泊,从希望到破灭,从梦想到觉醒,但他不改初衷和执着的追求,对新中国充满着期待。

张报在苏联与李立三交上了朋友。当李立三和张报同遭逮捕后,李立三的夫人李莎与娜佳这两个嫁给中国人的苏联女子,相互照应,相互鼓励,共度维艰,结下深厚友谊。李立三是他一向敬重的人,这份敬重延续至三十多年之后。
李立三比张报先期回国。回到北京,张报就先到李立三家中报到。
“那天,正好陈毅也在立三家中,陈毅了解我和立三在苏联的遭遇,叫我给中组部打报告,请求中央审查并恢复我的党籍。”不久,张报安排在新华社任俄文组组长。一年后,中组部撤销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1934年给张报开除党籍的处分,恢复党籍,党龄从1928年2月加入美国共产党时算起。
同年,娜佳享受苏联援华专家待遇,担任新华组俄文专家。
1962年,中组部决定把张报调中央编译局,任首席翻译,专门负责毛泽东着作的英文、俄文审稿工作。
“可以说,1957年至1962年,是我的家庭为幸福的时光。”张报深情地说。“万万没有想到,一年后,我俩上演的却是那一幕劳燕分飞的悲剧,我又陷入万分悲苦的境地。”
人,拒绝不了岁月赋予你的一切。“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李立三就被迫害致死,作为老朋友,张报自然逃脱不了挨整的命运,连续的“逼、供、信”让他精神受到严重的摧残。
他说,造反派老是问他早年为什么出国,他觉得很奇怪,再问到他“回来有什么目的和任务”,他才发觉自己竟然被怀疑是“苏修”派来的特务。证据就是他在苏联还有一个“苏修”老婆,必定与克格勃有联系。因此,造反派不达目的不罢休,他们要夺取“胜利果实”。老虎凳是他们从书上看来的,照猫画虎制作了一个。你不老实就上老虎凳,你不交代反革命罪行,再上老虎凳,年轻人的力量一次比一次雄武,张报后来的日子可想而知了。
我长久地望着他。我就是这样走入这位老人,渐渐地了解他和他的人生,渐渐地明白追求在他的生命中是多么神圣;而情感又曾经是多么刻骨铭心地留在他的心上!也渐渐地认识到,政治是如何地摧残着我们的文化,摧残着我们的人性,摧残着我们的人生!
也许人的命运,只能从不断反思和不断发现中去理解。面对着无孔不入的人生苦难,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回应。有的人选择了被击倒后的落荒而逃,而张报的政治生涯,漫长曲折的往事,有过叹息也有哀怨,依旧故我,幽默而率真,令我崇敬,一份润泽涌上我心。他的命运,反映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追求自我、追求理想、追求真理的风雨历程。而无论是怎样的风雨人生,张报始终渴望着爱人与温暖,热恋着光明和希望。这个世界之所以伟大和神奇,大概因为它的多样、多变和不确定性。所以,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有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所谓理论。
毕竟,张报走过的路让我读到了怦然心动的历史,那是一个人的国际共运史,我至少得到了一种微妙而复杂的体验――幸福、冷静、黑暗、情感等多种情绪的混合体;我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从不会在某一时刻只感受到某种单一情感的,我们的情绪总是集合了多样化的层次。真可谓,命运因流离,漂泊一生;命运因坎坷,豁达一生;命运因曲折,热爱一生。
好在张报的晚年终于过上安稳的日子。那天,张报告诉我,他心里还有着一件放不下的心事,就是在美国与玛丽所生的女儿维多利亚。他正通过多方寻找。就在我探访他之后不久,老人找到了在美国洛杉矶一所大学任教的女儿。维多利亚得知父亲尚活在世,立马飞赴北京。张报兴奋地带着女儿回到广西老家“认祖归宗”。
其后,张报又得知娜佳及儿子华列里的消息,他不顾年迈,前往莫斯科与娜佳母子见面。1984年,华列里来华探父,家中见到李莎和女儿李雅兰,华列里与李雅兰一见如故,难舍难分,终结为夫妻。张报与李立三又续上了缘,圆了一桩亲姻。
1996年1月16日下午,张报在北京西城区西廊下胡同2号家中不幸摔倒,动脉血管破裂,抢救无效于次日去世,享年93岁。

从1949年1月30日至2月6日,又是一个七天。这段时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在西柏坡与米高扬进行了十多次谈话,其中毛泽东本人与米高扬进行了七次会谈并一起描绘共和国的蓝图。

毛泽东是怎样下定决心打过长江去

1949年1月8日至14日,1月30日至2月6日这短短的两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共的历史上,中共与联共、中国同苏联关系上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是一段很有特色的日子。斯大林作为苏联国家和执政党的领袖,同事实上还处于在野地位的政党——中共的领袖毛泽东,就如何结束蒋介石代表的国民政府统治而进行笔谈,即频繁地交换函电。二人从达成对待蒋介石和谈的一致方针,到1月14日中共发表与国民党和谈的八项条件,发生在第一个七天里。这期间,毛泽东曾经向联共特使杰列宾表示愿意往苏联一行,就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直接向斯大林请教。但是斯大林认为当时毛泽东应留在中国,决策重大问题,毛泽东遂未能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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